券商里昂证券（CLSA） 在一份关于日本移民的报告中，引述了瑞士作家马克斯 弗里施（Max Frisch）的一句话：“我们要的是员工，但来的却是移民。”
日本素以封闭文化而闻名，这个单一民族的社会不欢迎外国人。过去25年间，日本共接受了412名难民，这一数字令该国成为全球最不好客的国家之一。新闻报道有时会提到发现“外国嫌犯”出现在犯罪现场。曾3次当选东京都知事的石原慎太郎（Shintaro Ishihara）曾提出，如果发生地震，东京的朝鲜人可能会进行抢劫和煽动暴乱。这番话一度引发了（很小的）骚动。
然而，实际上，即便是壁垒森严的日本也并不像上面讽刺的那样封闭。经济合作组织（OECD）的数据显示，在日本1.25亿总人口中，约有200万外国人，而西班牙和英国的外国人数量分别为160万和290万。是的，从比例来看，日本仍相对封闭，外国人数量仅占该国总人口的1.5%，而西班牙和英国则分别为4.8%和8.9%。
另外，在日本所谓的外国人中，大约有半数是石原慎太郎提到的朝鲜人，其中多数生于日本、长于日本。他们是在1910年至1945年期间来到日本的朝鲜人的后裔——当时，朝鲜是日本的殖民地。
即使如此，日本仍有100万登记在册的来自其它国家的外国人，以及逾20万利用其它方式进入日本的非法居民。东京天普大学（Temple University）研究亚洲问题的杰夫 金斯顿（Jeff Kingston）表示：“在官方的监视范围以外，还有大量的移民。与表象相反，日本是个多民族、多元文化的社会。”
这可能有点夸大事实。然而，连日本都向移民撕开了一条裂缝（其中许多是亚洲人），这个就意味着亚洲地区的一个更大趋势，而这个趋势基本没有得到承认。曾几何时，许多亚洲国家曾被视为向亚洲以外更富裕地区输送移民的唯一源头，而如今，它们却成为那些寻求更好工作前景或谋生地点人群的净接受国。
日本、台湾和韩国这三个亚洲最富有的大型经济体强烈吸引着移民员工，以及为寻求经济保障而结婚移民的女性。但是在亚洲内部进行迁移的移民还有许多其它常用渠道，例如缅甸和泰国之间、从菲律宾和印尼到马来西亚以及从孟加拉到印度。
移民数据很不可靠，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许多国家的边界漏洞百出，移民在不需要提供多少证件的情况下即可出入。（金斯顿表示，美国2001年遭受9 11袭击之后，全球都在加强安全，因此，这种看法可能没那么正确了。）然而，根据一些衡量标准，至少可以说亚洲移民的流动速度一直在稳步上升。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sation）最近的一份报告显示，截至2000年的5年里，约有40%的亚洲移民员工前往其它亚洲国家，而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这个比例仅为10%，当时他们的目的国大多是美国或欧洲。国际劳工组织称，到2000年，亚洲移民占到海湾国家劳动力总数的40%至70%，在新加坡占28%，在马来西亚占12%。
亚洲开发银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首席经济学家艾弗兹 阿里（Ifzal Ali）承认，亚洲地区内部的经济差异促进了移民流动的加快。他表示，目前存在的少量数据严重低估了移民流动的真实规模。然而，他建议不要就移民流动现象的重要性做出夸大性的结论。
阿里表示，首先区分不同的移民种类很重要。多数移民都是暂时的，因此不太可能改变东道国的本质。例如，他不认为生活在台湾的越南新娘、在马来西亚建筑工地短期工作的印尼人或者一位与东京或迪拜公司签订两年合同的印度IT工程师会形成一个重大趋势。其次他辩称，还必须考虑到亚洲社会对多元文化主义的抵制。他预测，这种态度将“不会令今天的小流汇聚成江海。”
阿里认为，亚洲内部人力流动至少有以下5种主要模式：
一、经济发展水平大致相似的国家之间的员工流动，例如孟加拉国和印度之间
二、贫穷或中等收入国家向更富裕国家（例如日本或海湾国家）的流动。
三、邮购新娘——他把这类现象形容为“对不发达经济体的女性剥削”。
四、专业人士向香港和新加坡等金融中心的迁移。
五、从乡村到城市的内部迁移（与移民相反）。大规模城市化帮助日本在上世纪60年代实现了工业奇迹，如今正彻底改变着中国和印度。
然而，谈到前三种模式时，阿里认为，几乎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各国政府或社会对此的容忍度有所提高。他表示：“贯通其中的一个主题是，接受国居民将他们视为一个刺激因素——仅此而已。” 金斯顿将其称为舒洁（Kleenex）式的移民。“你使用它们，然后将它们丢弃。”
“他们能够容忍这些移民，但不喜欢他们，他们能留在这里，是因为某些经济因素。其中最引人瞩目的例子就是印尼人被逐出马来西亚，”阿里表示。他指的是自2000以来马来西亚政府打击移民的措施。“马来西亚建筑业几乎陷入停滞，因为马来人不愿从事那种工作。”
然而，专家们表示，正是这些经济因素最终迫使亚洲政府以更正规的方式解决人员流动问题。他们表示，随着更多国家变得更为富有，将贫穷和所谓的脆弱国家甩在后边，鼓励人们离开家园、在亚洲其它地区寻找更好生活的力量可能会加强。人口统计学将加剧这一趋势，富有国家人口将淅步入老龄化，且人口数量将减少，而菲律宾、缅甸和柬埔寨等较贫穷国家很难为年轻人和日益增多的平民找到就业机会。
金斯顿表示，“东道国首先应该做的不是树立壁垒，而是应该思考：‘我们将接受谁、怎么接受以及在什么条件下接受？´”
亚洲政府正开始这样做。上月，香港特首曾荫权（Donald Tsang）告诉英国《金融时报》，他希望将香港人口从700万增至1000万，与纽约和伦敦的实力相抗衡。去年，香港推出了“优秀人才入境计划”（Quality Migrant Admission Scheme），利用积分制来吸引志向远大的专业技术人士移居香港。
新加坡也在努力将“合意”的永久居民与那些希望来这里从事低薪工作然后离开的人区别开来。新加坡的目标是，在20年内将该国人口从200万增至650万，主要通过吸引印度和中国的高技能水平员工。同时，新加坡对低薪劳工实行严格的签证政策，将工作许可年限限制在一年或两年，并将孕妇驱逐出境。
台湾也在提议改革移民法，让白领高级员工更容易取得签证，并可能为外国合同工放宽规定。台湾行政院劳工委员会（Council of Labour Affairs）首席规划师Lee Lai-his表示：“我们需要就移民方式以及我们希望允许的移民数量达成共识。”
泰国对移民员工（尤其是缅甸移民）存在依赖性，泰国政府在认识上取得了一些进展。几年前，该国开始对移民员工进行登记注册，至少从理论上允许他们取得医疗保障。然而，由于其中牵涉到的成本以及担心回国遭到政治报复，至少一半的缅甸移民被耽搁，至今还没有进行注册，因此，他们很容易遭到雇主的虐待。
此外，日本也缓慢且不情愿地修订了移民法。学者杰西 威尔逊（Jessie Wilson）曾为独立股票经纪公司里昂证券（CLSA）撰写过一篇关于日本移民的研究报告。他表示，这一过程始于上世纪80年代，当时，日本大型企业将它们的一些工厂转移到东南亚和中国，以寻求更为廉价的劳动力。无法转移生产地点的小规模企业（包括建筑公司）不得不引进外国劳动力。由于几乎没有引进劳工的合法渠道，许多企业都大量使用非法中国劳动力。
到1990年，日本政府意识到，面对全球竞争日益激烈的局面，企业的用工需求不断上升，进而修改了1951年的移民法。新法律拓宽了移民工人的准入范围，并降低了日本海外后裔“回归”日本的门槛。如今，约有25万巴西人和秘鲁人等所谓的“日系人”（Nikkeijin）在日本工作，其中一些还在索尼（Sony）和丰田（Toyota）等著名企业的工厂工作。人们希望，第二代和第三代日本裔南美人会更容易适应日本生活，但是事实证明，这种想法基本上是一种幻想。
威尔逊表示，日本因此启动了非正式的“边门机制”，将非熟练工人（基本是亚洲人）输送进日本各行业，其中一项机制允许外国人可以从事3年指定的“特殊活动”。在每年进入日本的7.5万名工人中，许多人最终都签证超期，并从事其它工作，增加了非正式廉价劳动力的数量。“日本实行的工人培训计划实际上就是雇用廉价工人的幌子，”金斯顿表示。
此外，在日本留学的13万名外国学生中，有四分之三都打工，其中许多在便利店和餐厅工作。还有6.5万名外国人在2004年获得了“娱乐签证”，主要从事女服务员或外国歌舞妓工作，或进入日本色情业。很多人最终都嫁给了日本人，并留在了日本。目前，日本约有22万名非法工人，其中多数都是持短期签证入境的。
然而，多数专家认为，固然有经济方面的道理支持增加移民，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日本或其它亚洲富裕国家将敞开移民大门。以日本为例，它正日益强调机器人作为解决劳动力短缺的非移民方法的潜力。日本政府鼓励企业研制诸如能够抬老年人上下床或者可以陪伴独居老人生活的机器人。
然而，人们迄今尚未研制出可以当作妻子的机器人。亚洲内部第二大移民流动就是婚姻移民。在这个问题上，很多同样的经济因素在发挥作用，越南、菲律宾、柬埔寨和中国等较贫困国家的年轻女性希望通过嫁到较富裕国家，来改变她们——以及她们家庭的命运。拉动因素是社会方面的：日本、台湾和韩国等城市化亚洲富裕国家的女性不愿嫁给乡下男人，从而产生了一个亚洲新娘乐于填补的缺口。
台湾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现象正如何影响着保守的社会，并引发了令政府和社区都措手不及的紧张关系。在台湾2300万人口中，有38.8万人是通过婚姻进入台湾的外国人，其中主要是来自东南亚和中国大陆的女性。（此外，还有34.6万来自东南亚的工人，但他们必须在工作5年后离开。）
陈国裕（音译）今年40岁，是台湾多山的南投县的一位蕉农。他两年前娶了一名年轻越南女子。“她行为规矩，很能干，”他自豪地说道。
赛珍珠基金会（Pearl S. Buck Foundation）台北分会常务董事Kathy Ke表示，虐待外国妻子的现象在台湾非常普遍。该机构向通过婚姻关系进入台湾的外国人提供咨询和帮助。“许多东南人得到的待遇更像是奴隶，而非拥有自由的人类。”
越南女子Lynn Nguyen 2004年在日本的一所大学中与她现在的台湾丈夫结识。她表示，很难说服台湾人尊重外来人。“一旦人们发现我是越南人，总是带着猜疑的目光看我，”她说，“在市场上，年纪大的女人会问我是否会寄钱给家里，如果我说会，她们就会表现得非常不赞同。”
对这种趋势感到不安的台湾政府已经着手阻止外来新娘进入。2003年，台湾政府对打算通过婚姻关系进入台湾的外国人实行了面试制度。此举将涉外婚姻的比例减少到17%，接近1998年的水平，而这一比例在2003年最高曾达到令人惊讶的31%。然而，随着在“外国新娘热”中结婚的夫妻现在的生育率开始达到平均每个母亲生育1.7个孩子，这一措施的长期效果刚刚开始显现。台湾本土女性平均每人生育1.2个孩子，在全世界处于最低之列。
“我认为，我们应当努力将它变为一项资产。”在外来新娘生育子女所占比例较高的Jong Jen小学，校长黄新才（音译）表示。“台湾是越南的一大投资国，我们应当围绕越南新娘和她们的孩子发展语言能力。”
然而，这种局面并未出现。同化的社会压力非常大。多数“新居民”的孩子长大后都不会说他们的母语，对其文化遗产也知之甚少。学者和社会工作者认为，台湾政府对待移民的做法存在严重缺陷。拥有英国约克大学（York University）学位的教育专家和社会学家陈碧云表示：“台湾政府一直宣称，要建立一个多元文化社会，但他们却没有采取实际行动。”
亚洲开发银行的阿里表示，台湾、日本和其它地区的外国新娘的经历表明，她们对东道国的影响微乎其微。“邮购新娘会完全丧失她们的文化和自己的个性，”他表示。
在移民工人问题上，他预计，如果这些国家政府有可能采取行动的话，那么更有可能是打击移民流入，而非向经济现实妥协，敞开大门欢迎移民。“我认为，社会价值观在这个问题上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尽管接受移民看上去可能有经济道理，但如果人们认为它从社会角度不可接受，那这种局面就不会出现。”
正如亚洲开发银行所说的那样，这方面的数据非常粗略。但我们仍值得比较一下现有的一些数据。举例来说，菲律宾是亚洲最大的移民劳动力输出国，约有800万人在海外工作，相当于该国总人口的10%。但迄今为止，这些人中最大一部分（230万人）并不在亚洲工作，而是在美国，在日本工作的人要少得多，仅有30万人。
不过，对北美的外国人口和亚洲最大经济体日本的外国人口进行比较，似乎更能说明问题。经合组织（OECD）的数据显示，如果日本1.5%的人口（约200万人）可以被列为外国人口的话，那么美国和加拿大的外国人口比例则分别为12.2%（3500万人）和18%（560万人）。经济力量或许正在推动亚洲发生变革，但多元文化主义的时代显然还没有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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